麋鹿与中华民族同时期起源于华夏大地，因其脸像马、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驴，所以被称为“四不像”。远古以来，麋鹿就被华夏祖先视为吉祥兽、图腾，它能知物候、报时节。麋鹿神奇的身世、传奇的经历是世人无法解开的生命密码，更令人增添了几份神秘之谜。麋鹿与华夏同兴、与中华民族同乐，中华盛世方显麋鹿昌盛。人类文明社会的进程，便是生态文明的升华，更是麋鹿湿地生态系统形成和完善的希望。麋鹿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又是人类对麋鹿神奇认知度的不断加深。

麋鹿文化的起源较早，最初源于“麋”字。在前5000～7000年间，先民就将麋鹿骨骼、骨质角制成生活用具，并在上面刻有字符，创立了骨刻文。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距今3300～4500年，祖先们在骨刻文的基础上又逐步发展形成了商朝晚期的甲骨文。从麋鹿的“麋”字演替过程就不难看出麋鹿文化的形成与历史发展时期的相互关系。

“麋”字结构是鹿字头，米字底，为上下结构。历史上，“麋”字不仅有上下结构，还有左右结构。如鹿、米及米、鹿的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麋鹿与中国的农耕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原始农耕时代称麋耎为壤麋、麋田或麋耕，后来人们受到麋耕的启发，用水牛踩踏水田，获得同样的效果，然而人们就称水牛踩踏烂糊泥土种稻而获为“蹄耕”。另外，美丽的“丽”字也缘于麋鹿。在古代人眼中，唯麋鹿被视为一种很漂亮的动物。麋鹿集马、牛、驴、鹿四种动物不同部位的肢体于一体，称为“四不像”，实际上应该是“四像”。在麋鹿体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角。在构造美丽的“丽”字时，造字者就从麋鹿角得到了启迪。先从丽的繁体“麗”字的结构看，“麗”字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丽字，下面是一个鹿字，表明了麋鹿的头顶端生长的角是最美的。再看麋鹿角的结构，麋鹿角长得很特殊，向后分杈，角尖都在同一平面上。繁体“麗”字顶部的丽就是鹿头顶上的两支角，顶端用一横封盖，也就说明角尖都在同一平面上，其它鹿角则不是，所以说美丽的“麗”字来源于麋鹿的角，现在的简化 “丽”字就把顶部的两笔短横变为一长横，成了人们常见的“丽”字。

麋鹿文化的精髓是“多元一体，包容兼蓄”。当人们冷静地审视麋鹿文化，发现它包容了儒家文化的理智和积极，道家文化的豁达与明朗，吸收了长江文化的明快和黄河文化的淳厚，兼并了东方文明的克己和西方文明的开放。根据麋鹿体形特征的美性意蕴，它似鹿非鹿，秉承鹿之温和；似马非马，其面善，决无奸诈，秉承马之忠贞；似驴非驴，其尾长仅作驱虫，秉承驴之坚韧；似牛非牛，其蹄宽坚，奔走觅食，忍辱负重，秉承牛之勤劳。“温和、忠贞、坚韧、勤劳”恰巧构成麋鹿文化的行为特征。根据麋鹿性情的心理内涵，它集多元于一体而始终保持独立，面对多舛的命运，始终默默地抗争，无论在荒郊野外还是皇家园林，秉性始终高雅，从而形成了麋鹿文化的内涵。

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也就产生了文化。麋鹿是人类的朋友，人类早期也就认识了麋鹿，所以说麋鹿文化的形成历史悠久。自从有了语言符号，麋鹿文化就有了记载、传递的印记，世人通过这种印记对数千年前的麋鹿文化符号及历代麋鹿文化的史料也就有所了解。众多的麋鹿史料为当代人传承、完善、发展麋鹿文化铺垫了道路。

麋鹿历史文化记载较多，主要是以地方志、博物志、史记、诗词、寓言、散文等多种文体记录了麋鹿文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地方志有麋鹿记载的达115部，记载麋鹿的古文献史料就有64部之多，如2000多年前，《孟子见梁惠王》中记述了孟子见梁惠王的一段对话：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自古以来，中国有数千万首古诗词，其中述及麋鹿的就有三百余首，孔子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卢仝的“阳坡软草厚如织，困与麋鹿相伴眠。”苏轼诗曰：“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乾隆有“岁月与俱深，麋鹿相为友。”柳宗元的散文《临江之麋》122个字勾勒出麋鹿、主人、家犬的形象。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如李白、杜甫、陆游及刘基等都写有麋鹿诗词和文章。

麋鹿文化也是历代皇室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商周时期的周文王到东汉的曹叡君主都与麋鹿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雍正、乾隆也不例外。台湾作家高阳所著《乾隆韵事》一书中记载：一年八月初，年轻气盛的雍正带着一队人马去打猎。晌午时，雍正对随行的侍从人员恩普说：“百兽皆具，独少麋鹿。”半个时辰已过，只见一头体大肥壮的雄性麋鹿奔跑在丘陵荒野中，雍正随即放一枪。奔跑的雄性麋鹿中弹倒下，恩普急步前往，奋力按住麋鹿，取出砍刀，砍下鹿角，热气腾腾的鲜血喷涌而出，恩普拿起木碗，取得一碗血，献给雍正，如饥似渴的雍正，接过木碗，一口气喝了大半碗。时隔片刻，雍正问道：“这儿附近有人家没有?”事后，一位看管菜园的宫女金桂因此怀孕十一个月，于翌年九月十二日在一马棚中生下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麋鹿文化已渗透到诸多领域，如中国的饮食、保健、建筑、医学、艺术文化等。麋鹿文化的形成彰显了中华民族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久远历史，体现了人与麋鹿共生互利的自然现象，促进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内涵。五千多年来，先民创建的麋鹿文化在数次历史变革中，不断得到了创新、完善和发展，其文化积淀的底蕴比较深厚。麋鹿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发展也是当代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创新实施，加以宣扬的工作之一。

现代麋鹿文化是当代麋鹿人运用时代新理念，不断挖掘麋鹿文化的新内涵，使麋鹿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现代麋鹿文化的快速发展又促使当代人对麋鹿物种的新认知，进一步了解麋鹿物种存在的最大价值和意义，不断唤起人们对麋鹿物种的拯救、保护意识，构建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社会新举措。

现代麋鹿文化是在它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不断彰显当代人挖掘、继承、发展其文化的新内涵。譬如麋鹿的饮品、装饰品、化装品文化和麋鹿外交、网络、战争、生态、影像文化等。除此以外，还有麋鹿文学作品。麋鹿文学作品类别繁多，运用的创作手法别样。现代麋鹿文学作品有现代诗、记、赋、志、铭、序、拔，有散文、记叙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电影文学、电视文学，有寓言、故事、对联、歌曲、舞蹈等。现代麋鹿文学作品丰富多彩、硕果累累，它增厚了文化底蕴，促使麋鹿文化随着中华复兴的新时代而已进入了盛世发展新阶段。

在国际关系中，常用互赠动物表示友好，以此增进国与国之间交往，如“熊猫外交”、“麋鹿外交”等。通过动物外交增进国家间的友谊，逐步形成动物外交文化流传于后。麋鹿外交文化源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20世纪50年代，麋鹿外交及麋鹿外交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56年，4头麋鹿从英国伦敦回到中国北京，升起了麋鹿外交文化的新航帆。1973年，英国又赠送2对麋鹿到中国，结出了麋鹿外交文化的硕果。1985年至1987年，英国分3批共赠送79头麋鹿给中国，放养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38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9头）和上海西郊动物园（2头），使麋鹿在故土得到了健康繁衍、科学发展，结出了麋鹿外交和麋鹿文化的累累硕果。

198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了一套两枚的麋鹿无齿邮票；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面值10元的麋鹿银币。2000年，中国麋鹿网站由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开通。2005年，麋鹿从英国回归中国大丰20周年，种群在故乡得到快速繁衍生息，作家马连义由此而发，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体创作了麋鹿六首《安魂赋》，该赋叙述了麋鹿100多年的海外坎坷历史，展现了麋鹿现状的保护发展，描绘了麋鹿未来的美好前景。2006年，马连义撰写的《麋鹿本纪》全文7个自然段，908个字，他高屋建瓴地记述了麋鹿的兴衰、发展，神奇、神韵、神秘历史，博览自然、气势宏伟，是一篇难得的麋鹿纪文。2007年，长13米高3.9米的“百麋图”石刻浮雕在中华麋鹿园与世人见面。2008年，合金雕塑麋鹿中国结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落成。2009年，41幅麋鹿现代岩画画廊在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成。2011年，麋鹿瓷刻作品在江苏省大丰市问世。2015年，麋鹿博物馆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开馆展览。

综观几千年麋鹿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先辈开挖了麋鹿文化的历史先河，在众多领域中展现着丰富多彩的麋鹿文化，为后生铺垫了基础，让麋鹿文化旗帜世代绽放光彩。特别是近30多年来，麋鹿文化在中国文人墨客、科学家及麋鹿保护工作者的协同努力下，不断继承、挖掘、创新、创作，逐步填补着麋鹿文化发展的空间。现在，麋鹿文化更加丰富了内涵，增厚了底蕴，又一次得到了划时代地弘扬和发展。麋鹿文化在中华民族后辈继承和发展的新时代，将会跟随中国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不断发扬光大，继续攀登新的高峰。

作者 保护区委员会丁玉华（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丰）

图片：杨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