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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作家张抗抗
来源: | 作者: 董得红 | 发布时间: 2017-02-05 | 1492 次浏览 | 分享到:



这天是2016年冬至。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云南大厦举办,有来自全国的170多位代表参会。会议开始,我随主持人的介绍望着主席台的领导,突然“张抗抗”的桌签出现在主席台。当我纳闷这个“张抗抗”是否就是那个著名作家时,主持人的介绍证明坐在主席台的就是著名作家、全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

张抗抗这个名字存在记忆中已有30多年了。那是1983年,我从林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在黄南州麦秀林场开展森林资源调查,从4月底进入林区,一直到中秋节过后才收队回西宁。像地质队员一样,我们分组驻扎在布满森林的各大沟系里,住着帐篷点着蜡,捡拾林中的枯枝做饭,每天早晨吃过早饭,一辆由南京嘎斯改装的森林勘探车把我们送到森林深处,我们背着地质包,扛着花杆、罗盘仪,包里背着皮尺、生长锥等工具,还有2个作为午饭的馒头走进森林,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从森林中走出。我们走进森林时,司机一个人在车里等待一天,那时汽车里还没有音响设备,为打发一天漫长而寂寞的日子,司机们只能看小说。

下雨天是我们的休息日。立夏不久的一个后半夜,一阵雷声把我从帐篷里惊醒,接着噼噼啪啪的雨点就在头顶的帆布上砸下来,那雨点沉重地砸在帆布上后,雨丝透过帆布落在我的脸上,冰凉冰凉的。用被子捂住脸,在雷声和雨声中重新进入梦乡。早晨醒来,雷声听不见了,雨点依然在敲打帐篷。听着雨打帐篷的声音,知道今天老天给我们放假了。香香地睡个懒觉。从小喜欢文学的我,便从司机手里借书看。那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处于复苏期,文学书籍很少,特别是对于林区来说,文学书籍更加稀少,出来时带来的几本旧《收获》、《十月》和《辽宁青年》早就看完了。司机看的书他被别人借去收拾得很紧。那天下雨后许多人聚在一块打扑克,我乘机从司机手里把一本《1977—1980年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借过来如饥似渴的读起来。小说集由中国作家协会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由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巴金作序。第一页是获奖作者和领导的合影,文学界的领导有周扬、丁玲、冯牧等。透过照片,第一次看到了许多曾在中学课本上学过和《收获》、《十月》等全国有名的杂志中读过的文章的作家。许多作家的小说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一直以来被他们文章和电影感人的情节深深感动着,却从未见过这些作家的照片。熟悉的作家有《人生》的作者路遥,《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青春万岁》的作者王蒙,还有在大学语文中学过的《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读过文章或听过评书而记住作者名字的还有从维熙、冯翼才、刘绍棠和蒋子龙。文集中还有几个作者的名字较生疏。这几年上学期间学课繁忙,很少有时间看小说,熟悉的几位作家大部都是在课本上学过他们的文章,有些课文还要背诵,作者的名字自然记下了。再就是中午在饭堂打饭时排队和吃饭时听收音机里听长篇小说联播或评书,每天都要听到作者的名字,记得更牢。文集中更多的作家作品是第一次读,名字也是第一次看到,名字和照片比对,发现有的女性有着男性的名字,如张抗抗、苏予,有的男性却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女人名,如邓友梅。

用一个夏天的许多个雨休日,我如饥似渴地看完了小说集。小说集分上下册,十五名作者的十五篇获奖小说,一千五百多页。这是改革开放的最早四年中中国中篇小说的精华,每篇小说中精彩的内容连同作者映入记忆深处。如今望着主席台上已步入老年、面容沧桑的张抗抗,不仅回想起30多年前在原始森林的帐篷里听着雨声和松涛声读她的小说的情景。

收入获奖集的张抗抗的中篇小说是《淡淡的晨雾》,里面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和故事的情节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存留着。书中的女人公梅玫,在一个传统、封建而特殊的家庭里,无处不在的在封闭着她的思想和行为,她的生活单调无味而压抑,只有上大学的小叔子每隔一段时间的回家,才能给她带来新鲜的空气,才让生活有了一丝乐趣。至今很清晰的记得这样一段场景:夏天快到了,梅玫想换上一直舍不得穿的天蓝色连衣裙,淡淡的天蓝色衬在她白皙的皮肤和姣好的面容上,显得那么谐调和美丽,尤其突出了她的身材,均称而苗条,而丈夫郭立枢却是一个古板的人,说什么也不能让她穿到外面去,只能在家里穿穿算了,让梅玫非常的郁闷。

书中介绍当年郭立枢在追求梅玫的时候,只是看中了梅玫的家庭背景,而并非真心喜欢她。当时梅玫对郭立枢只是单相思,一方情愿,一直在心里暗恋他,当郭立枢得知梅玫的家庭背景后,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单纯的梅玫并没有想太多,也根本就禁不往郭立枢的甜言蜜语和追求,这才走到一起的。故事的情节并没有太多的波折,但是书中的人物刻画非常的鲜明和生活化,能够很好的掌握读者的心理。

张抗抗的文字把我带入一个女性细腻的文学意境,使我很快喜欢上她的文字。后来的岁月里读过张抗抗许多小说。其中有197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分界线》等。《分界线》是描写扎根在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1969年9月,张抗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北大荒插队,曾任农工,后报名去黑龙江国营农场。张抗抗在农场连队的整整四年中,种过菜,压过瓦,伐过木,搞过科研,当过通讯员,也有过恋爱。她用一腔激情河勤奋的笔记录了那一段生活。知青生活非常清苦,写作更艰难。据说当年在农场,从来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几乎所有的文章草稿都是在炕沿上、膝盖上写成的。后来不知从哪捡来了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上面贴了一张鲁迅的像,又在外面包上一层透明的尼龙纸,就修饰成了一张不坏的新桌子。这张桌子居然一直用到她离开农场。

《分界线》是张抗抗的处女作。1973年春,北大荒的伏蛟河农场五分场遭受了涝灾,尤其以东大洼受灾最重。小说围绕对东大洼这块土地的“保与扔”的问题作为主线,展开了“兴办农场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以耿常炯为代表的农场革命青年,坚决要把农场办成既是生产粮食的基地,又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他同农场职工一起,艰苦奋斗,战胜涝灾、洪水等自然灾害,使农场获得了大丰收。作者在《分界线》中,多侧面地塑造了知识青年耿常炯的形象。他刻苦学习,勇于挑重担,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能力。作品还生动地刻画了技术员郑京丹,指导员李青山,东北籍知识青年牛鲁江等一批朝气蓬勃,性格鲜明的青年群体。小说在描写北大荒知青火热的战斗生活的同时,写出了北大荒壮丽迷人的景色。

小说虽然带有那个时代“左”的政治烙印,人物理想化,突出高大形象。但当时,她是真诚赞美了那一群脚踏实地、建设边疆的青年。作为同时代的人,《分界线》唤起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我上初中和高中的时间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峰期,正在上课中,教室门被推开,校领导通知讲课老师赶快集合学生上街,当我们列队跑步来到公社附近的街道时,从不远处开来敲锣打鼓的汽车队,最强面的一辆是锣鼓队,第二辆上是胸带大红花的知青,第三辆上是同样挂着红布的新架子车、新铁锨。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载着知青的车队渐渐远去。后来村庄里就有了插队的知青,期初知青们分住在农民家,分在谁家就在谁家吃饭住宿,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粮。在学农期间的大会战工地上,看到女知青拉着装满土的架子车赛跑,过度劳累昏倒在工地上的情景,也看到女知青干泥活是赤脚跳到泥水里和泥的场面,那些活生产队的妇女们都不太干的。

待我上到初三时,有知情的村庄都建了知青点,有宿舍有食堂,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时从知青点门口过,看到知青们出队、归队和排队打饭,有时传出悠扬的琴声。知青点是村庄里唯一用红砖红瓦盖成的洋房,曾经是那样的神秘和神圣。在我初中快毕业时,发现知青点的院子里多了一条大狼狗,有剃着光头、穿着喇叭裤、提着双卡收录机的知青带着狼狗站在知青点门口,看到骑自行车的人经过就狂吠起来,有时还向自行车扑来,知青点又成为一个充满恐怖的地方,上学时在村口等上几个人同伴而行。张抗抗的小说给我解密了知青点的那些神秘生活和知青们的追求与痛苦。

我和张抗抗属于同年代的人,她是年代初生,我是年代末生,她经历的正是我处于懵懂时的,有记忆而无分辨能力,透过她的文字加深了对那段岁月的理解。她以女性的温柔和细腻探索那个年代青年的追求与痛苦,以敏锐、潇洒的笔揭示人的心灵底蕴。她的作品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纯净的诗意;另一方面比之于其他女作家的作品,她的作品包含着更多的理性思考。她不被感觉和情绪所左右,而是以一个智者的清醒有意识地将作品当作某些思考的载体,使其很多作品以深邃而独到的思索见长。

张抗抗写了很多书,发表短、中、长篇小说、散文共计400余万字。出版各类专集40余种。曾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俄罗斯、南斯拉夫、马来西亚等国,从事文学交流活动。张抗抗的著作被翻译成德、法、日、英、俄等多国文字出版。张抗抗的作品获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优秀中篇小说奖,获过庄重文文学奖、中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2006年开始担任第七届、第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今年12月2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又选为作协副主席。

长期以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中国作家协会互相沟通、互相支持,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担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有许多著名作家担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资深会员。

简短的开幕式结束,按会议议程,代表们到大厅合影。人们陆续离开会场,张抗抗在协会秘书长的陪伴下离开主席台,我走向前向秘书长提出想认识张抗抗并与她合影的请求。秘书长热情地向张抗抗介绍了我,张抗抗热情地与我握手并合影。陪着张抗抗走向大厅,她说年轻时就向往青海,但一直没去过,现在年龄大了,可能没机会了。当我介绍到青海湖看看一般不会有高原放映。张抗抗眼里立即放出孩子一样明亮的光:“那还真想去看一下!”

 201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