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我国天然林被砍伐得厉害。作为大熊猫的研究者，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的栖息地就这样消失，必须采取行动，保住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链条。”吕植笑着说，“当年，生物保护问题‘砸’在我面前。谈不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情怀驱动，就是一件现实中不得不咬牙去做的事。”

　　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努力没有白费，砍伐被叫停，但也带来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不少伐木工人丢了工作，对研究者产生了不满。这给一直沉浸在科学发现快乐中的吕植带来了第一次冲击。“我在那片区域工作生活了7年，跟很多伐木工人都是朋友。看着他们失业，听到他们抱怨‘是人重要还是熊猫重要’，我深受触动。”任由熊猫减少、灭绝，肯定不行；但保护动物的同时也要考虑当地发展。吕植自问，到底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其他生物和人的发展都可以持续？

　　要想办法让大家从保护中受益，激发保护的积极性

　　做了更多的基础研究，了解了更多的生物物种，吕植越发感觉，国内对很多濒危野生动物的信息非常缺乏，一切得从零开始。例如三江源地区的雪豹，种群数量有多少、食物是什么、生活规律怎样、与其他动物关系如何，都要一点点探寻。只有把这些研究透，保护行动才能有证据依据支撑，才有针对性。

　　一开始做雪豹研究时，吕植的团队也没底。之前一位科学家做过调查，没有在三江源见过野生雪豹。为了不让研究落得一场空，2009年春天他们决定实地考察。

　　“考察了一个多月，除了一些粪便和陈旧的痕迹，收获不多。最后一天，我正疲惫地爬着最后一段山坡，打算之后回家，突然听到前面的学生大喊‘吕老师！雪豹！’‘嘭’一声，眼前掉下来一个很大的动物，从离我不到10米远的地方‘唰’一下跑过去，正是雪豹！我赶紧拿起相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说起这段经历，吕植依然很激动，“从那以后，我们开始用心做雪豹研究，渐渐发现，雪豹其实没那么少，一开始我们找不到，只是对它们的习性不够了解。技术的改善，比如红外相机的出现，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他生物的保护也是这样，要多观察，多研究，才能准确判断其生活区域和生存状况。”

　　越来越多地从学术研究扩展到保护实践，吕植对人与动物保护的关系也有了更深的认知。“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这类口号大部分人都知道。但在相对贫穷和偏僻的地区，谈保护自然的宏大目标时，首先要解决好当地老百姓生活的问题。当年伐木工人提出的‘人和熊猫谁重要’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令人唏嘘。”她认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应该给保护区周边百姓机会，想法子让大家从保护中受益并参与保护，才能让生物保护更自发、更持久。